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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爾遜空談“殖民地自治”
2019-10-12 09:38 作者:吳雙 來源:中國經營網

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·威爾遜給中國人留下的印象,大概是很不錯的。一提起他,中國人立刻想到的故事是:他在一戰結束前夕提出了“十四點原則”,號召“民族自決”,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。

但在距今整整100年前召開的巴黎和會上,理想主義者威爾遜碰到了英法這兩個老辣的歐洲列強,碰了一鼻子灰,結果美國反而被排斥在自己倡議建立的國際聯盟之外,而“民族自決”也因為損害歐洲殖民列強的利益而失敗。

重新分地盤 “慷他人之慨”

這個故事中,惡人是老列強英法,威爾遜則仿佛純潔無瑕的“白天使”,要給全世界,尤其是廣大被殖民壓迫的民族帶去自由和解放。但如果我們拉近歷史的鏡頭,威爾遜到底是不是“白天使”,就要打上大大的問號。

“十四點原則”主張的其實不是無條件的“民族自決”。其中涉及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條款是第五條,原文是:“對所有關于殖民地的主張作出自由、開明并絕對公正的調整,在決定一切有關主權的問題時,應當兼顧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與殖民政府的正當要求。”在這里,殖民政府的正當要求與殖民地人民的利益,具有同等權重。

威爾遜提出這一條的目的,其實是處理德奧等戰敗國的殖民地,很有點“慷他人之慨”的味道。當時英法的殖民地遍布世界,而美國的殖民地卻只限于1898年通過美西戰爭從西班牙手里奪得的菲律賓,以及古巴、關島、波多黎各等加勒比群島,與英法相比,實在微不足道。重新分配戰敗國殖民地,美國自然就有希望從中分一杯羹。區別只是,威爾遜覺得還是要適當考慮一下當地人民的利益,避免歐洲列強瓜分非洲時那種完全不顧當地風土人情,隨意劃分界限的做法。顯然,這與中國公眾普遍以為的無條件民族自決,根本是兩回事。

然而,為了增強“十四點原則”的道義感召力,威爾遜政府在隨后利用新設的“公共信息委員會”展開的全球宣傳攻勢中,刻意突出和強調其中“殖民地人民利益”的成分,以至于將原本意在重新分配戰敗國殖民地的第五條,包裝成普遍的“民族自決”,于是在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引發了極高的期待。但當威爾遜無法滿足這些期待的時候,其聲譽也就跌落塵埃。

應當說,威爾遜倡導的世界秩序,確實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。他批評歐洲列強多年來習慣的勢力均衡、秘密外交、貿易壁壘、軍備競賽、否定民族自決等種種實踐,認為世界需要轉向國際法與國際組織、公開外交、自由貿易、海洋自由、裁減軍備等不同的原則和做法,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國際聯盟的設想,這是一個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國家之間糾紛的集體安全機制。但同一個威爾遜,在巴黎和會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,卻采取了相當冷漠的態度。

這里的關鍵問題是,威爾遜到底如何看待殖民地這種現象?他是否從原則上反對列強占領殖民地,強加給當地人民一套并沒有經過他們同意的統治呢?

是“白天使”還是“老司機”?

讓我們把時針撥回到1901年。這一年12月,威爾遜在紀念特倫頓戰役(編按:爆發于1776年12月26日,在喬治·華盛頓強渡德拉瓦河至特倫頓后的一場美國獨立戰爭的戰役)125周年時發表了一個演講《美國的理想》。第二年,威爾遜當選為普林斯頓大學校長。不久,《大西洋月刊》刊登了這篇演講。

威爾遜發表演講時,正是美國的殖民事業取得“零的突破”之際。幾個月前,美軍剛剛擊敗埃米利奧·阿奎納多領導的菲律賓共和軍,俘虜阿奎納多,初步建立了對菲律賓的統治。但下一步如何處置菲律賓,在美國國內引起了激烈爭論——是立刻讓菲律賓獨立,還是將其納入聯邦成為一個州,或者實行某種中間狀態的統治?

美國政府的處理方法是,既不允許菲律賓獨立,但也不把它納入聯邦,而是使其在相當長時間里保持依附狀態。美國官方對此給出的理由是,菲律賓人“缺乏教育和政治經驗,加上種族和語言的多樣性”,不具備“自治能力”,需要美國的占領、指導和教化。在《美國的理想》演講中,威爾遜為美國的菲律賓政策提供了系統的論證。

根據威爾遜的說法,“自由是對公平交往的深思熟慮,是成熟的、能夠自我控制的人的‘特權’,有些人享有,有些人則不享有”。自由本身并不必然帶來自治,自由必須與對國家的服從取得平衡。因此,自由不應當過于匆忙地授予所有人,在獲得自由之前,必須先經過一個規訓階段,必要的話,要接受主人的規訓。如果讓那些未經訓練、無組織無紀律的人享有自由,就會導致流血和混亂。美國的歷史,就是前述自由與自治原理的展開——是英國人的殖民統治,使自治在北美大陸擴散開來,并臻于成熟;美國人,也是在英國國王的統治下,才慢慢學會自治的。

顯然,威爾遜對自由的理解是高度精英化的,自由并不是人人無條件享有的“天賦權利”,而是建立在具備自治能力的基礎上,是一種“特權”。只有那些經過訓練,具備自治能力的人才享有自由。

用這個標準考察菲律賓人,威爾遜認為,“在政府與正義等深刻的事務方面,他們還只是孩子,而我們則是成人。”由于菲律賓人不具備自治能力,因此不能立刻授予他們自由或獨立,必須先由“主人”,即美國殖民政權,建立起紀律和權威,教會他們自由和自治的能力。換言之,菲律賓人需要美國人的“訓導”,才能學會自由和自治。威爾遜用一種父親般的口吻說:“我們老于此道,理應成為他們的導師。”我們發現,威爾遜并不是“白天使”,而是“老司機”,要帶帶幼稚的菲律賓人學習自治。

那么,威爾遜如何論證菲律賓人不具備自治能力呢?他的說法是,“沒有哪個像菲律賓群島居民這樣多元、異質的人群能形成共同體或者建立共同政府。……他們屬于不同的種族,在經濟、社會、政治融合上都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,缺乏共同體感,這是由于他們缺乏共同體生活,他們的經歷和習俗各不相同,除了服從一個將他們聚合在一起但也扼制了他們發展的政府以外,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共同點”,因此“你不能將一群混雜不堪、未經融合、居住分散,種族、語言和習慣都多種多樣的人稱為一個民族,一個共同體”。

這里暗含的邏輯是,既然“菲律賓人”只是多個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松散集合,尚未形成統一的民族,也就不存在所謂“菲律賓民族”或者“菲律賓人民”這個主權權力主體,因此菲律賓群島的居民尚不具備獨立建國的能力,換言之,不具備“自治能力”。正是以“訓練菲律賓人學習自治”的名義,美國人不經過菲律賓人的同意就建立了殖民統治。由于“訓練”的時間可以根據美國的需要決定,可長可短,威爾遜也就為這種統治保留了必要的靈活性。

威爾遜代表了美國第一次建構一種全球性秩序的努力。今天講述這段并不很遙遠的陳年往事,對我們來說,意義也許不僅在于獲得更完整的對威爾遜的認識,而更在于破除某些一廂情愿的美好幻想,保持必要的清醒。

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博士生


*除《中國經營報》署名文章外,其他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,不代表中國經營網立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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